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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州之役中楊應龍造反的原因是什麼?對明朝有什麼影響

来源: 网课观姓名网 发布时间:2020-09-10 09:58:49 点击:

  萬歷二十七年(1599)五月,土司楊應龍在播州正式發動叛亂,在雲貴地區燒殺搶掠,時叛時降,出爾反爾。明朝政府多次對其進行招安無效,於萬歷二十七年末(1599)任命李化龍為四川巡撫,總督川、貴、湖廣軍務,對楊應龍進行征討。


  萬歷二十八年初(1600),李化龍指揮二十餘萬明軍,兵分八路,進攻播州。萬歷二十八年(1600)五月十八日,各路明軍會師於海龍囤,對楊應龍進行總攻。六月,劉鋌破其城,楊應龍之子楊朝棟、其弟楊兆龍、妾田雌鳳被擒,播州全境光復平定。



  平播戰爭歷時114天,集四川、貴州、湖廣八省之力,耗銀約二百餘萬兩,最終平定楊氏叛亂。但戰爭對明朝的各方各面也產生瞭深遠影響。


  二、播州之役對明朝對明朝的消極影響


  (一)國力的巨大消耗。


  明王朝對楊應龍的征伐戰爭雖然取得瞭勝利,但戰爭對明朝國力也產生瞭巨大消耗。明代大學士王傢屏曾說:“(平播戰爭)車騎戈甲,連數鎮之師,半委山谷矣;金錢芻粟,傾數萬之積,盡填溝壑矣;兵老財殫,智窮計絀……外墜狡夷之牢籠,而內坐守寸步難移之困局……今時事與資力並當困絀之際,國威與士氣並當挫刃之餘。”明末萬歷年間的三次大征伐戰爭時間上幾乎是一脈相承,對國力的消耗更是不言而喻。明王朝為瞭維持這幾場龐大的戰爭,轉餉於半個天下,國傢的財政日益枯竭,產生瞭嚴重困難。


  明王朝的國庫開支集中於太倉庫、太仆寺和京通倉儲三大庫,在戰爭期間,這三大庫的開支庫存直接反映瞭明王朝國力的消耗。



  明正統七年(1442)始置太倉庫,又稱太倉銀庫,俗稱銀庫,掌管貯銀。“各省所派剩麥米內庫中棉絲絹佈、馬草、鹽課之折銀者,籍設傢財變賣田產、追收店錢之援例上交者,皆由此庫貯存。”可見太倉庫為明中後期最重要之國庫。神宗即位之後,經過張居正十年改革,太倉庫儲備豐盈。而經過壬辰戰爭與播州之役後,庫銀所剩無幾,平播戰爭對庫銀的消耗無疑是非常巨大的。


  明代太仆寺,“掌牧馬之政令,隸屬兵部,並於滁州設立南京太仆寺”。萬歷三十五年(1607)太仆寺少卿上書稱:“臣稽往牒,在嘉隆年間舊庫積至一千餘萬,盛矣。迨萬歷十八年,西征拜,借一百六十萬;東征倭借五百六十餘萬;二十七年,為邊餉五十萬……今老庫見存二十七萬耳。”由此可見,自萬歷壬辰之亂開始,到播州之役結束,戰爭的巨大消耗將太仆寺庫豐盈的庫銀消耗殆盡。


  京通倉儲是以儲備國傢糧食作為國庫,為國傢所需而支出米粟。據《明神宗實錄》記載,萬歷十一年(1583)十二月,“實在糧共一千八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石有奇”;到萬歷三十年(1602),“京倉實在之數四百四十八萬餘石,僅足兩年之支”。這期間糧食儲量的巨大變化,反映瞭萬歷三大征對國庫糧食的龐大消耗,而平播戰爭作為三次大戰的最後一次,其所需所耗更是對戰爭不斷的明王朝雪上加霜。


  (二)百姓賦稅加重。


  平播戰爭歷時約半年之久,加之之前明廷北征寧夏,東征朝鮮,消耗瞭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,導致國庫虧空十分嚴重,必須以增開賦稅為手段維持國傢的運轉。


  明朝中後期,明廷將加重賦稅作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方式。萬歷十四年(1586),繼任張居正的內閣首輔申時行曾對加派賦稅之事作出瞭嚴厲批判:“比年以來,漸有加派,有因事而增者……方今才絀民勞,惟正之供尚且不能繼,額外之派又何以堪!”萬歷二十年以後,因戰事四起,“接踵三大征,頗有加派”。萬歷二十七年(1599)開始平叛楊應龍之時,增派賦稅之情況“比二十年以前,十增其四”;“天下盈實之戶,比二十年之前,十減其伍”。


  由此可知,雖然明廷進行的平叛戰爭是為瞭維護國傢統一和領土完整,但巨大的戰爭支出使政府財政入不敷出,朝廷隻能加派賦稅來維持國傢機器的正常運轉,而這樣的舉措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引發社會矛盾,激發民變。



  (三)引發礦監稅使對民間的剝削與掠奪。


  早在嘉靖年間,明朝政府曾在民間廣開礦山,後因大臣反對,民怨四起,在隆慶年間將其廢止。到萬歷時,神宗一度想將開礦之事復起,但遭到大學士申時行為首的文官集團的強烈反對,故開礦之事無奈擱置。萬歷二十四年(1596),神宗皇帝以“營建兩宮,計臣束手”和戰爭開支巨大為由向全國各地派遣礦監稅使;到征播戰爭之時,派出的礦監稅使更是數量龐大,跋扈華夏,全國廠礦幾乎都由宦官控制。由於征討播州之事即起,礦監稅使以其為由更加肆意妄為地對百姓進行盤剝。萬歷二十七年(1599)四月,大學士趙志皋尖銳指出:“(礦監、稅使)挾官剝民,欺公肥己,所得進上者什之一、二,暗入私囊者十之八九。”神宗開礦征稅,本為無奈,又為極其不義之舉。長期的戰爭和對百姓的盤剝,使整個國傢元氣大傷,“故論考明之亡實亡於神宗”;清代史學傢趙翼也認為“論者謂明之亡,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歷”。


  (四)導致民變不斷,女真崛起。


  明王朝曠日持久的戰爭和礦監稅使的胡作非為,使生存壓力極大的老百姓走向瞭官逼民反的道路。播州之役之後,因為加稅加賦激增不斷,全國各地爆發瞭大規模的流民起義。萬歷二十九年(1600),白蓮教徒趙古元在徐州一帶聚眾發動起義;萬歷三十七年(1609),安徽、江蘇一帶流民又“千百成群,在在行劫”;連年的饑荒與沉重的負擔使農民不得不起身造反,崇禎二年(1629),高迎祥、李自成、張獻忠等領導的農民軍先後起義,他們成瞭明王朝最後的掘墓人。


  建州女真的真正崛起,是在萬歷三大征之後。尤其平播戰爭,明廷調集20萬大軍遠赴西南,使明朝在東北的軍事實力大大削弱。明廷的對內平叛戰爭給瞭努爾哈赤絕佳的發展時機,萬歷四十四年(1616)努爾哈赤稱汗,建立大金政權。實力雄厚的努爾哈赤終於在萬歷四十六年(1618)以“七大恨”為由討伐明朝,發動瞭長達幾十年的對明戰爭;三十年後,滿清入關,統一全國。


  回顧女真崛起的發展史,萬歷三大征,尤其在平播戰爭之時,是女真發展的分水嶺。由於明王朝調重兵圍剿土司叛亂和農民起義,無暇顧及東北戰事,使女真族不失時機地抓住瞭寶貴的發展機遇,為後來入主中原奠定瞭雄厚的基礎。自此,明廷在對女真的控制上喪失瞭主動權,這揭開瞭明王朝衰落的序幕。



  三、播州之役對明朝的積極影響


  首先,在播州地區實行改土歸流,推行儒學教育,加強瞭中央政府對西南地區的有效管轄,促進瞭當地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。平定播州之亂後,中央政府在當地改流設府,“命分播地為二郡,以關為界,關內屬川,關外屬黔,屬川者曰遵義,屬黔者曰平越。遵義領州一:曰真安;縣四:曰遵義、綏陽、桐梓、仁懷。平越領州一:曰黃平;縣四:曰湄潭、餘慶、甕安、安化。”這就使中央政府有效地加強瞭對播州地區和廣大西南地區的控制。善後改土歸流的實施,直接將播州地區納入中央管理體系,標志著中央對該地區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。


  在教育方面,中央政府對相對落後的播州地區各府、州、縣開始推行儒學教育。“至萬歷三十六年,知府孫敏政舉行鄉約,諭民遵奉高皇帝教訓子孫功令。又檄五州縣各於城鄉村裡擇地建社學;考擇司教,社置一人或二三人。於是遵義縣始建社學一十四所,社師十四人;正安州二所,五人;桐梓縣縣二十二所,二十二人;綏陽縣二十七所,二十七人;仁懷縣二十二所,二十二人。都社學八十七所,社師七十人。遵義文教,實開於此。”可見,在平播戰爭之後,中央政府通過改流設府,大力推行儒學教育,使當地經濟文化都有瞭長足進步。


  其次,通過編民入戶,客觀上增加瞭一定的財政收入,解放瞭勞動力,促進瞭當地經濟的發展。編戶設府後的播州地區,被納入瞭中央財政管理體系,其大部分的財政收入和糧稅都繳納於貴州行省,客觀上緩解瞭一部分財政緊張問題。在戰後通過大規模地改土歸流,使舊的農奴制遭到瞭瓦解,土司和普通老百姓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也隨即消失。


  總之,播州地區改流設府之後,雖然對整個國傢的積極影響相對有限,但在客觀上促進瞭當地教育、經濟、文化的全面進步,鞏固瞭西南邊疆的穩定,促進瞭民族團結,維護瞭國傢統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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